大国重工 ｜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项目走进贵州大三线
1964年至1980年的整整16年间，在当时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工业生产的布局，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了超过2052.68亿元的巨资，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修建了25万公里的公路，通车了成昆、川黔、贵昆、襄渝等十条铁路干线，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建成了军民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45个，产生了包括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30个，形成了能源、交通、钢铁、机械、电子、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超过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包括贵州在内的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谱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建设历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
在“三线建设”启动55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以新中国工业建设为历史纵轴，以贵州“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为口述研究对象，用紧迫的历史责任感和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来全面呈现与深入分析七十年来的中国道路，由此启动了“大国重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暑期专项实践活动。团队由长江学者、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教授带领，来自南京大学、江苏省委党校、贵州民族大学、广州大学等多家单位共二十余位社会学、新闻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学者与博士研究生参与其中。
都匀三线建设博物馆——三线建设者群像
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车间实景
“三线建设”光荣证
团队于7月15日从南京出发，前往贵州开始调研。从15日至27日之间，团队先后在贵阳、安顺、凯里、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遵义、都匀等地展开对“三线建设”的亲历者进行口述史访谈，既关注亲历者个人生命史的进程，也关注亲历者个体与时代的互构；既进行相关文献、实物、照片等各类相关资料的搜集，更注重资料背后的人物情感与时代气质的勾勒；既重视访谈现场亲历者与访谈者两代人之间的记忆与情感共鸣，也不忘访谈后文字整理与影像记录对当代青年的精神传承。在口述史访谈的过程中，亲历者们建设三线、扎根三线的故事如画卷般铺陈开来，在艰苦环境下，建设者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不出煤，不回家；不想爹，不想妈”。在12天时间内，团队累计完成159组访谈个案，被访者人数高达182人，其中贵阳地区累计61组，安顺地区累计15组，都匀地区累计23组，凯里地区累计17组，六盘水地区累计28组，遵义地区累计15组，访谈时长累计400余小时，收集照片与实物3000余件，完整再现了50年前三线建设的峥嵘岁月。
团队成员与三线建设者们合影
团队成员与三线建设者们合影
团队前往三线工厂调研
历时12天，包括吴晓萍、黄菡、周海燕、谢治菊教授和我在内由南京大学一贵州民族大学27人组成的12组“三线建设口述史研究”团队在贵阳、都匀、安顺、遵义、六盘水（含六枝、盘州和水城三地）和凯里六地市共访谈了159组182位三线建设的亲历者，最年长者95岁。记录下了1964一1980那个特定的年代难忘的共和国历史和普通人艰难的奋斗故事。至此，本项目的口述历史访谈落下帷幕。感谢所有的亲历者和所有的参与者。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 周晓虹教授
我从事田野调查几十年，在三线访谈中第一次访到这样一个悲惨但坚强、平凡也伟大的家庭！丈夫为三线建设受伤高位瘫痪几十年，接着两个女婿也先后因公致残。妻子不离不弃，几十年如一日护理丈夫，养育年幼的子女。至今，夫妻蜗居破旧简易屋，丈夫旧伤随着年龄的增大不时复发，疼痛从早伴到晚。可是，当问及“回顾一生，对当年的选择如何看”时，丈夫忍着痛，毫不迟疑地回复“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一生都没有走歪门邪道，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如此平淡的回复让我们团队几乎同时失态。英雄其实不仅仅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伟大也不仅仅是做了轰轰烈烈的事。这些为祖国建设做过奉献，但命运特别坎坷的平凡人，用他们的坚强和乐观显示出了另外一种伟大。我们记录下了1964一1980那个年代共和国普通人艰难的人生经历，获知了他们艰苦奋斗的故事。社会没有也确实不应该忘记他们，愿后人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寻找到一些当今稀少的精神。
——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 吴晓萍教授
团队内部研讨
周晓虹教授与三线建设者的访谈现场
与三线建设者合影留念
一块石头是30*30*12cm，一个三线采石工人每天要打30-40块这样的石头，每块重60-80斤；侗族的阿姨说当时背着一岁娃娃刷房顶，下来一看娃娃满脸全是白石灰；冶金系出身的总工回忆起大炼钢铁，把农民的锅全部敲碎，在土高炉的浓烟中炼出一堆铁渣，啼笑皆非。历史的巨流河里，我独爱这些有体温的细节。感谢贵州。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周海燕教授
谢谢周晓虹院长、吴晓萍校长领衔，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十多天来的帮助和同心协力。如果说半年前的洛阳调研是我们团队“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第一次试水，那么，这次贵州调研的意义，恐怕不仅仅在于做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无论在质性研究方法论的实践与拓展，还是在研究伦理的反思，乃至对我们个人价值观影响和人生道路思考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特别鲜活的、接地气的、实在的学问。再次感谢，期待后续成果陆续出炉！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 陆远博士
与三线建设者合影留念
与三线建设者合影留念
与三线建设者合影留念
历史涤荡一代代人，亦淬炼出赤诚之人。勿需多言，尤如明镜，吾辈遇见，何其有幸！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 王东美博士
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开端时，这些当年共和国最优秀的年轻人无一不是放弃了东部大城市优渥的生活环境和待遇，一头扎进了西南的十万大山之中，没有车间，自己建造；没有住房，那住帐篷，十年时间，硬生生再造了数十个工业城市，西南地区由此成为中国坚不可摧的大后方，也为中国在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中增添了无穷的底气和硬气。三线人用自己的奉献和牺牲谱写了一曲壮怀激烈的慷慨史诗，不应该被国人遗忘，值得所有人铭记，而此次“大国重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三线建设）正是我们以实际行动向三线建设者们致以的最诚挚的感谢。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博士研究生 董方杰
最触动我的是95岁的爷爷讲到1947年他身患伤寒，无衣无食，更无钱投医即将病死之际，是他的爱人沿街乞讨食物，才救了他一命。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位95岁饱经沧桑的老人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和对亡妻的思念，情绪翻涌，眼眶湿红，哽咽到讲不下去。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那些受尽磨难的底层民众却拥有最高贵的灵魂。个体虽被历史的宏大叙事裹挟着前进，但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彭圣钦
与三线建设者合影留念
与三线建设者的访谈现场
都匀国营红旗机械厂的邱叔叔是一位在60年代都匀当地招工进厂的年轻三线人。他五十余岁的人生与红旗机械厂的厂史紧紧相连。见证了红旗机械厂初建时的步履维艰、发展期的平稳有序、鼎盛时的繁荣兴旺以及收尾期的物是人非，他充满感怀。访谈至动情之处，他怆然泪下，感慨道“当年好好的一个厂啊，怎么就成了这样”。这何尝不是他对自己半生的感叹呢。那些闪耀着光亮的芳华青春，也随着红旗机械厂的破产逝去了。个体虽渺小，但他们不仅仅是时代的旁观者，更是时代洪流里的参与者、建设者与亲历者。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去记录，品味与思考。这不仅仅是对历史叙事的责任感，更是对如今早已白发苍苍的三线老人们最好的承认、感谢与纪念。
——美国乔治城大学 硕士研究生 袁拾梦
当我们提出“为什么放弃原本稳定优越的生活而选择支援三线过艰苦的日子”时，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思路清晰却情绪激动地回答道，当时的国际形势容不得他们考虑个人的得失，美国拥有先进的U2飞机能够在我国上空肆意飞行，但当时我国的军事力量与美国有着巨大悬殊，只能不断地向对方发出口头警告。正是一种恐惧感促使他决心投入到祖国国防事业当中，不去想个人得失，只愿为祖国和人民的安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另一位老人还与我们分享了1956年他小学毕业时班主任的赠言，泛黄的书页上苍劲的字迹依然清晰——“不管你将来干什么事，都要牢牢记住：不是去问时代给了你什么，而是要问你给了时代什么。” 我想，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话语如种子一般落进了曾经的少年心间，才会有多年后的那样一群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的国之栋梁。
除了要对老一辈三线建设者的家国情怀与艰苦奋斗精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之外，在访谈中，我也注意到不少老人表示自己的第三代中很少有人还愿意听他们提起这段往事。作为他们孙子孙女的同龄人，我在这次访谈中对自己的祖辈有了更多的理解，心中也生出更多想要探究的愿望，也希望能够通过代际之间更好的沟通，来达到互相理解与精神的传承，更想让老一辈人知道，他们的青春和付出不会被年轻一代忽视，也更不会被时代遗忘。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研究助理 游彧涵
收集历史资料
参与三线建设者们的长桌宴
言及触动，思绪万千。被访者中，有初来贵州便身背巨债，8年未敢和老母通信，以致相见时痛哭昏倒的检验女工；有背井离乡后孤身无依、思乡心切，也仍专注于石油勘测的技术劳模；有秉持“硬骨头我们啃”、“要在航天部站稳脚跟”等精神，积极到北京争取重大项目的厂长领袖；更有文革时被批“反动技术权威”、关牛棚6年后依然力排万难，冒着零下30多度严寒率队参加试验的研发功臣……一位位“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三线人”，在历史决策、民族精神和命运跌宕的纠葛中，沉浮一生。他们不仅缺一枚奖章，他们更应被书写和铭记。而我们，正在行动。
一位致力于建立三线文化博物馆的三线二代人说，“中国的西部是三线人建设起来的”，“三线人缺一枚奖章”，他所做的事情“不为怀旧，只为铭记”。同样，也许我们的口述史工作对于某些生活困顿的三线人不能发挥雪中送碳的作用，但我们的关注、到来、访谈和记述或许能让他们得到些许心理的慰藉，知道他们不曾被国家和时代遗忘，从而对“三线建设”这一历史决策和个人命运的跌宕沉浮重新理解。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璐璐